序幕：在大英博物馆的书店里，我看到中国文化符号如雪崩一般涌来……

2007年9月，“秦始皇陵兵马俑展”在大英博物馆开展，在伦敦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风。早在开展半年以前，相关信息就在公共场所发布开来；而自从开展第一天起，展厅便被参观者挤得水泄不通。11月份，我在网上为一个五人组订票，从网站上得到的信息是须等一个半月。而两个月后，我再去查找它的网站时，却惊异地发现直到4月份整个展览结束的票都售磬了。我于12月30日下午启程去伦敦，因为我定的那一场是在晚上8点。在展览开始之前，其他展厅都关闭了，我只好在博物馆书店里消磨了几个小时。在那里，我竟发现中国文化书籍是如此之繁多，令我颇受震动。它们挤满了半数书架，一看便知是给它们隔壁的“主角”众星托月的。细观之下，我更加惊叹于这些书籍涉及的题材范围之广：

      《中国神话》，西里尔·莫彻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

      《解读中国古文》，奥利弗·摩尔著，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中国钱币：历史与社会中的金钱》，于留亮、于虹著，长河出版社，2004年。

      《中国书法：起步标准字帖》，裘雷雷、简·波尔托著，大英博物馆出版社，2004年。

       ……

       无休无止的中国文化符号，像雪崩一般涌来。然而，这些中国文化是以怎样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呈现的呢？它们微妙地，然而又是充分地，渗入了西方思维方式中典型的“分类”和“细化”的特征。还有对古代语言和神话的强调，正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家特别依止，赖以接近和解读文化核心的重要手段。中国正在被西方吸纳为其智慧和知识的一部分——虽然并非完全忠实和正确，然而已经不再是模糊不清的感觉，不可理喻的形象和暗淡遥远的景观了。

在展厅中：兵马俑令西方人想起了逝去的希腊艺术……

秦始皇。皇帝之祖。世界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的生死事迹无论对于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而言，都具有纪念碑般的重要意义。也许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轻松面对——这整个展览，在很大意义上，就是一场肃穆沉重的叙述。图片和电影剪辑再现了秦王征战四方，扫灭六国，一统华夏疆域的过程，以及他如何不惜驱使百万劳力修筑长城，建造地上与地下的宫殿。他，就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暴君！但是受他意旨而建造的这数量庞大的陶俑，却神奇地一丝都未沾染暴政统治带来的机械单调之气。相反，它们生气勃勃。战士，不管是站姿还是跪姿的，连唇角和鞋带的线条都纤毫毕现；战马前额的鬃毛，被扎成优雅的一束；在一枚当时被用作贵族装饰的金色腰带扣上，四只老虎带着高傲却鲜活的神气向两旁睨视着；一只青铜的仙鹤，将长长的喙扎到人造溪流边丰润的草丛里，悠闲的神态好似在享受旁边音乐家的演奏。在它们身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痛苦和忧郁。它们闪耀着，呈现着力量，一种能够征服和魅惑心灵的力量。9月5日的《卫报》发表过一篇作者为乔纳森·琼斯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获得了2007年度《卫报》的最佳故事奖。琼斯写道：

能够制作出如此众多的陶俑，是对（当今工业社会）大批量生产的一种胜利。……西方的人像雕塑传统注重对肌肉、人体比例和动作的观察。当这种传统在希腊发源时，中国的孔子还活着；直至秦始皇驱使工匠建造陵墓的那个年代，它也未曾衰退。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这种希腊传统是独一无二，卓然超群的，但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给了我们重重的一击。它们有着一样的生机，一样的活力与美，但是却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它们充满了爱。谁的爱？你能够感觉到爱从它们身上流淌出来，那是一种温暖，一种情感。你能感到组成这支军队的并非听任统治者调遣的奴隶，而是真正的人，有着记忆，责任和大义的人。

追思：一种象征“独立”的力量和一种象征“统一”的力量的碰撞……

       当琼斯提到有关兵马俑的“生机”与“爱”的时候，他或许已经感到了一种碰撞——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是由于差异才感觉到碰撞，而是由于相似，因为相似会产生困惑，尤其是当一个人从他或她的文化中获得了“限定”和“强调”的身份之后。在过去的四百年中，西方文化一直在强调个性和独立的价值观。我不知道有多少参观者面对着秦始皇和他的陶俑军队时，会产生出矛盾的感觉。也许秦始皇确实是一位暴君，但是通过击败敌国，通过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他不仅建立了一个中华帝国，更奠下了这个国家的力量之基，那就是对统一的信仰，无论是从历史还是地理意义上而言。由于书面语言保持了相对稳固的形式，中国人总是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祖先的想法。虽然中国文化包容了许多不同的地域、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但求同存异的宗旨从未丧失过。每当统一的信仰受到威胁或破坏时，总有一些力量去匡正它，恢复它。它是永恒的文化主题，也是埋藏得最深的文化核心。无论世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它永远在那里闪耀着，呈现着它的力量，正如这些陶俑的兵士一般。

十载之前，1997年，一部名为《泰坦尼克号》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球掀起了一股纪念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的风潮。如今，这部电影还有多少场景仍然为人们所铭记？我不确知。但我肯定，在南安普顿，对泰坦尼克号的悼念从来没有停息过——不管好莱坞有没有拍过这部电影。在很大意义上，南安普顿是泰坦尼克号的“故乡”，因为在20世纪初期，南安普顿曾经是往返大西洋两岸的主要港口。1907年，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航运公司”就将其每周营运一次的大西洋快速航线从利物浦移到了南安普顿。每年的4月12日是泰坦尼克号的沉船纪念日。每逢这个日子前后，数不清的救生圈和花环都会堆集在泰坦尼克号的纪念碑下，默默诉说对逝者的怀念。

在2007年即将划上句号的时候，泰坦尼克号的第95个周年纪念也要向人们告别了。一整年中，在南安普顿老城城南的海洋博物馆，举办了一系列以泰坦尼克号为主题的展览。我参观过这个展览几次，但受到的震撼一次都未曾减退过。棕、黑、白构成了整个展厅的主要基调，船员的歌谣与海浪的扑打声、海鸟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在展馆内萦绕。展厅正中有一块巨大的展牌，依时间顺序记录了整个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过程，一切事件都以现在时来陈述：

4月14日，星期六，晚间

……

11点40分   弗里德里克·弗利特在船桥上鸣警“前方有冰山”。

11点41分   大副默多克命令反方向掉转船头以避免相撞，然而冰山沿着船身刮擦而过，撕开了泰坦尼克号的六个水密舱。乘客只感到一阵轻微的震动而已——许多已在梦中。

11点55分   史密斯船长和泰坦尼克号的设计者安德鲁斯发现水密舱被破坏了。安德鲁斯断言此船将沉，并计算出留给他们的清船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这是灾难的序幕，尽管有意被淡化了，但还是扣人心弦。“许多已在梦中”——甜蜜祥和的睡眠是如此被笼罩上死亡的阴影，令人思及生命的脆弱。然而，更富于悲剧性的是船只的设计者转瞬之间便预知到了沉船的结局。在一瞬之间，他的命运已成定数，他成为了他伟大作品的牺牲。

4月15日，星期日，凌晨

……

0点15分    发出第一封无线电呼救讯号，摩尔斯电码为CQD（危险，速至）。

0点45分    发射第一枚呼救火箭。

             第一艘7号救生艇被放到海面。求救讯号变为SOS。

1点40分    发射最后一枚呼救火箭。

2点05分    最后一艘折叠式D号救生艇被放到海面。

             所有救生艇上一共搭载了650名乘客和船员，但实际还可再搭载400人。

2点10分    发出最后一封无线电讯号。

2点18分    泰坦尼克号的灯火全部熄灭。

2点20分    泰坦尼克号沉入大海。

           1，523人仍然留在甲板上或者在海面上挣扎。

           海水水温为32华氏度。

           即使在穿救生衣的情况下，在海水中也仅有15分钟左右的生存时间。

    “转瞬之间，那艘大船便消失了，灯光和哭喊也消失了。”泰坦尼克号二等舱的幸存者伊娃·赫特回忆说。她当时只有八岁。救生艇上的幸存者在海面上经历了极度的恐惧，疲惫和悲伤之后终于被救起。然而，有关沉船的确信过了很久才传到英格兰。整个城市当即沉浸在丧亡的悲痛之中。旗帜降半，教堂响起了为死者哀鸣的钟声。许多家庭失去了主要劳动力——“南安普敦几乎没有一条街道无人在此次沉船中罹难。”

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设计最豪奢的船只，她是那个时代人们物欲膨胀的标志。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航运公司”热衷于招揽上层阶级的富有乘客。他们甚至从伦敦请来了整批的厨师，在船上开设了新奇高档的餐厅。

在泰坦尼克号船上，体现了巨大的阶级差异。正当一等舱的乘客尽情消溺于豪奢的盛宴和管弦乐队的纯正演奏之时，三等舱的乘客却得不到任何侍者招待，甚至连桌布都没有——他们不得不去备餐室去自取食物，在简陋的桌子上用餐。船员们长时间工作，休息机会极少，却要为这样的短途航行是否能保证收入而忧心忡忡。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的那个夜晚，在10点30分和11点的时候，有两艘船只在驶过泰坦尼克号时，曾经分别发出了严重的冰山警告信号，但这信号却被忙于替乘客发送信息的无线电操作员给切断了。这直接导致了与冰山撞击的悲剧——一场由盛宴而引发的悲剧。两年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泰坦尼克号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冥冥之中的预示，因为两者都是由人类在二十世纪初期由于虚荣，势利和利令智昏上升到极点而引发的悲剧。

前日，在网上读到《成都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访谈。（来源详见：http://msn.ynet.com/view.jsp?oid=25841295&pageno=1）
 

“成都日报讯：在诺贝尔文学奖18个评审中，只有马悦然一人是懂中文的汉学家。这一特殊身份，让他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83岁的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思维清晰而敏捷，屡有惊人之语。

“他坦言：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只颁发给一个人，得奖的作家并不意味着获得了文学上的世界冠军。同时他也为中国文学支招：中国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
 

这整则新闻，让我颇有哭笑不得之感。

国内这些情系民族荣誉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咱歇会儿好不好？

是的，人家精通汉语，人家对中国感情深厚。可那跟评选诺贝尔奖有什么关系？翻译中国文学是个人爱好，评选诺贝尔奖是公事公办，这两件事无论如何搭不上边。就算他马悦然怀着一颗红心，“舍得一身剐，也要把中国拉进诺贝尔奖”，对不起，人家另有17个评委在那儿摆着呢，他那一票，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为了能让中国评上奖，他难道还挨个儿去游说？

我们中国人，就是爱犯“揣度圣意”的毛病，为了取悦上级，投其口味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巧言令色”，却往往忘了最简单而核心的原则，更忘了孔老夫子早已棒喝：“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一点毛病，在中国学生申请国外大学的时候犯得最明显，也最可笑。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一厢情愿地要跟教授“套词”。当然，像申请博士的时候，因为涉及到具体的研究课题，所以和导师提前沟通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不直接说我的研究兴趣是什么，他痛陈血泪家史，百般煽情，把自己说成是为了追求理想无惧无畏的超人，最后不外乎大笔一挥，归结到自己将高举真理和民主的大旗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奋斗，贵校为世界顶尖学府，定能助我成就伟业云云。说到底，大多学校招生的目的其实很简单，要么为了赚取学费，要么为了做些研究。这样简单的目的与这样庞大的牛皮比起来，无不无奈？可不可笑？

“ ‘冰岛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却没有作家获得这个奖项，这是什么原因呢？’面对记者开门见山的提问，马悦然也不回避，直言：“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作家，而不是给国家的。我想告诉中国的作家们，不要把这个奖看得太重要。它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得奖人并不是‘世界冠军’。”

这是我们的另一个思维习惯，什么都往国家上扯。外人稍微对哪个个人表露出一点不敬或漠视，国人马上就觉得这是在向我们光荣的五千年文化开战，在向我们的大国地位开战。

至于吗？

关于诺贝尔奖的历史和影响力，我并不了解。但凭直觉和常识，很容易就能够判断出，诺贝尔奖并不是全世界，更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虽然它很出名，虽然它很显赫，但是这个奖项的起源国和颁发国——瑞典，在世界文化中并不占据主流。即使它的经济再富有，即使它本身的历史再悠久，公民受教育水平再高，但是，从全球来看，它还只能算是个偏安一隅的小国，或者说是个桃源仙境，美则美好，却并不能搅动风云。

退一步讲，就算诺贝尔奖很权威——我辈也确实为泱泱中华至今无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和经济方面的奖项而遗憾，但是文学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文学包含的文化界限太大，思维差异太深，太不容易逾越。其实，有许多事实足以证明中国文学的力量，证明我们的文化在方方面面对世界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怎么“这一国的人”就视而不见呢？

     宠辱不惊，方是英雄。

前日，在伦敦Coliseum剧院，观看了英国国家歌剧团演出的威尔弟歌剧作品《阿伊达》。演出情况总体而言不错，虽然整部歌剧翻译成英文来唱，原本的味道几乎丧失一半（这事也就是英国人能做得出来。唉，外语白痴的英国人啊，真拿你们没办法），但多亏演员的良好功底和控制技巧，还是尽量传达了原作的气质和精神。应该说，从题材上讲，这部歌剧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倍受瞩目的。古埃及的历史背景，受奴役的民族，与政治斗争相缠绕的爱情，爱情与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最终情人双双共赴坟墓，更是西方叙事的一贯方式。前两幕颇有些浮华的感觉，士兵的合唱，出征前的祭祀，号角进行曲，埃及风格的舞蹈，引得观众掌声不断（这也显示了Coliseum大众娱乐场所的特征，热闹的事物很容易吸引人们的情绪。而在Covent Garden这个《阿伊达》当年在英国初演的地方，以上层“资产阶级”“文明精英”为主体的听众则要矜持得多）。然而从第三幕开始，浮华褪去，情感的张力一步步增强。长笛富于东方色彩的悲凄旋律久久地萦绕回荡，宣判号角僵硬的和声烘托出死亡的冷漠，阿伊达与父亲和恋人之间两幕充满戏剧色彩的二重唱，无不牵动着听众的心弦，全场弥漫的情感空气厚重得令人窒息。阿伊达，这个受奴役民族的公主，在代表祖国的父王和为敌国而战的情人之间苦苦挣扎。最后，她的情人被加以叛国罪名，遭受死刑宣判，本已逃脱的阿伊达折返回来，选择了与爱人同入坟墓。“生的土地上已经没有希望，死亡才会使我们的爱情永恒”。

观看歌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阿伊达》所揭示的深层西方文化意义。因为从某种角度看来，阿伊达和她的恋人选择死亡的过程是如此简单，荣誉，权力，宝座，民族，甚至血脉相连的亲人，全都可以放弃。当然，在这其中，音乐语言渲叙了许多心理痛苦挣扎的过程，但在歌剧终结，阿伊达与她的恋人生命逐渐消逝之时，“甜蜜的死亡”的主题显得如此自然与明确。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他们选择爱情，走向死亡？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深层渊源中，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天神克洛诺斯（Chronos，即象征时间，永恒的神）与女神Rhea结合，然而他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被克洛诺斯吞吃掉。又一位婴儿出世时，Rhea不堪她的孩子重复同样的命运，便在襁褓中藏了一块石头，蒙骗克洛诺斯当作婴儿吞掉了。逃脱的婴儿，便是后来的众神之王宙斯。宙斯长大后，用复仇的斧头劈开了父亲克洛诺斯的睾丸，克洛诺斯的精子落入茫茫大海之中，滴入牡蛎的壳，后来从贝壳中孕育出了爱神维纳斯。这个故事象征着当永恒（Chronos）破灭，人在面临有限生命终将完结的灰暗命运时，是爱（Venus）将人从有限中拯救出来，带回无限，赋予人的生命以永恒的价值。在这样的信念下，人的荣誉、成就以及其他方方面面在生命终结的那一刻均将失去意义，惟有爱情永恒，那么，在两者相权时，也就会不惜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西方文化精神中爱情总是与痛苦，失落和折磨的感受相连，仿佛将自我置于牺牲的祭坛之上。而死亡作为痛苦和失落的至高点，也恰是幸福和永恒的开始。

从那个名叫Chawton的小村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说戴安娜王妃是英格兰的玫瑰，那么，Jane Austen应该被比作什么花儿？

自南安普顿向北乘坐巴士四十分钟，便到了英格兰的故都Winchester。这个如今风景秀丽的小城曾由伟大的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 the Great）在公元九世纪中叶定为盎格鲁—撒克逊的国都，而在温彻斯特辐射下的Hampshire则每一处乡村都积淀着历史，每一座城镇都萦绕着故事。在伦敦脱颖而出，取得它的世界地位之前，英格兰的历史记忆是属于Hampshire的。在Winchester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叫作Alton的城镇，城郊有一个名叫Chawton的乡村，十八世纪小说家Jane Austen的故居就在那里。11月初正是英格兰秋季的美丽达到顶峰的时节。虽然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使得英格兰的仲夏之美世人皆知，然而当我面前铺展了那一望无际的田野，目睹连亘不断的湛蓝天空下深红的果实点缀在黄绿的秋叶上时，一种宁静，悲怆与超然相交织的感觉使我近乎窒息过去。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那首题为《秋》的名篇：

       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

              Close bosom-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

       Conspiring with him how to load and bless

              With fruit the vines that round the thatch-eves run;

       ...

       莎士比亚与济慈的诗篇，恰巧暗合了英国文化的两个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刚刚结束黑暗时期，蓬蓬勃勃喷薄欲出好似火红的夏日。而济慈生活的十九世纪初叶，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和理性启蒙的洗礼，政治和经济力量不断积累，文化也随之逐渐孕育成熟。时光不过几百年许，英国的社会历史却如大潮涌动，淘尽了几多悲喜兴衰故事。来到Chawton，我率先拜访的是一座古老的庄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时代，起先由法国人掌有，土地租给英国农民耕种。1578年，佃农Knight一家攒足了积蓄，从法国人的子嗣手里买下了这座庄园，它的第一任英国主人John Knight随即把原先中世纪面貌的房屋整个儿推翻重建，改成了今天的样子。这庄园在Knight家族代代相传，缺乏男继承人的时候便让“倒插门”的女婿改姓。1797年，这份房产传到了Thomas 和Catherine Knight夫妇从亲眷那里过继收养的儿子Edward Austen手里。而Edward，正是Jane Austen的哥哥。

       时间又向前飞逝了12年。1809年，Jane Austen也搬到了她兄长所在的村庄，这一年她34岁。从此时开始，一直到她42岁逝世，她一直住在Chawton，而这八年也成为了她写作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她平生最负盛名的几部小说，全部出于这八年之中。它们是：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Pride and Prejudice（1813），Emma（1816），Northanger Abbey（1817）和Persuasion（1817）。虽然Jane Austen没有与哥哥Edward同居一个屋檐下，而是与母亲妹妹住在离庄园仅几百步之遥的一幢小木屋中，但她常去拜访兄长，在那座大房子楼上的一个隔间里，从窗外就可以望到大门前长长的草坡，与乡村的马路上来往的行人。Jane Austen就常在那里静静地坐着，观察和描画各种人物和风景的图像。她自己居住的那幢小屋，现在被精心保护起来，辟成了故居展览馆。在楼上一间屋子的内侧，有一张直径不过尺余的小圆桌，那就是Jane Austen写作的桌子。如今这张桌子上摆放了纸笺，墨水瓶和鹅毛笔，仿佛斯人犹在。在那个时代，妇女写作虽然已不乏其人，但大多数只从实用的角度，写家务与社交的技巧，纯正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则很不常见，即使如Jane Austen般天生聪颖而思想有个性者，也觉羞于示人。她专门在那间屋子的门上设了机关，使得人从外面一推，它就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于她则起到警报的作用，可以很快地把书稿藏起来。

       她就在那张小小的桌子上书写着，写浪漫的爱情故事，写细腻的家庭生活。她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气息，并且多具丰富矛盾的性格。她擅长对复杂微妙心理的刻画，往往一句话就能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她对世俗的讽刺不乏犀利，然而又带着一份超然世外，冰雪通透之感，使人笑而颔首，又令人微微叹息。她小说中那些著名的女主角，例如《傲慢与偏见》中的Jane与Elizabeth，《理智与情感》中的Elinor与Marianne，无不综合了她们姐妹的影子。Jane Austen一生未曾婚嫁，至1817年病逝时，仍与母亲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在小木屋展室一块作为“结束语”的展牌上，印有这样一段回顾其一生的文字：

On 18th July 1817 Jane Austen died. She was outlived by her mother, her sister and all her brothers. To many it would seem that she had lived a confined existence. She had never married and had no children. She had not lived an independent life but had always been in the company of her parents or her siblings. She had, however, had her share of romances, and been a fond and willing aunt to numerous nieces and nephews. She had lived through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rs, one of the most turbulent periods in British naval history. She remains in our memory as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ists who ever lived, and who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English novel.

       从Jane Austen的小木屋出来，我回到Edward Austen的庄园，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十八世纪妇女著作的研究中心。我的好友，日本女学者岛崎，正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访问。天近傍晚，晚霞把高大树木间的苍茫天空染成石榴红色，乡村教堂里的金黄色烛光，马厩前一盏摇曳的灯火，无不透射出无限的温暖与宁静。我与岛崎并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禁心生叹问。Jane Austen这样一位短暂一生的女子，纵使才华横溢，但在十八、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群星辈出的时代，在女性执笔写作已然成风的社会氛围下，是何种原因能够使她脱颖而出，立于同时代女作家的峰巅；是什么使她得到英国人世世代代特殊的赏爱；是何秘密令她跻身于英国一流小说作家之列，乃至改变了英国小说的面貌？岛崎说，虽然与Jane Austen同时代的女性中，写作出色的确有不少，但大多数是本着思想灌输的目的，在书中教授女孩子如何熟习上流社会的礼仪，如何嫁入豪门。然而Jane Austen则以完全本色的面貌，抛弃了这一切桎梏的影响。她书中的年轻女性多来自平凡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没有高贵的门第。她们聪颖善良，敢爱敢恨，思想独立，不乏小小的反叛却对爱情格外忠诚。虽然Jane Austen生活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代，但她不是战士，更不是一位女权主义英雄，她就是她，她的反叛有她那个时代和她自身生活的印迹。由于她一生没有离开过家，也没有经历婚姻，因此她的反叛始终带有天真、调皮、纯洁的孩子气的特质。而她对爱情小小的冷傲反面，则充盈着对家庭生活的无限热爱。她对书籍、音乐、家居布置、花园修饰等等的品味如同一条深广的河流，缓缓地流淌开去，渗透在她每一本书中。那些有关家庭生活的细节即使重复一千次，也不会使你感到厌烦。它们对于英国人而言，是一种永恒的文化和情感记忆，不啻于火炉般的温暖，是联系逝去时光的纽带。这对于Jane Austen是一个奇迹，因为她自己的人生是那样简单而短暂，只经历了短短的42岁时光便离开人世。她如同一棵清雅的兰草，纯洁，骄傲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芬芳……

背景：

       梦子生长在广东，宜文认为她一定会说粤语，梦子否定了这一点想当然的猜测，她告诉宜文她的母语方言是潮汕话。后来宜文同一个英国朋友谈起梦子的情况，英国朋友问梦子是不是Cantonese？宜文说，不，她是潮汕人。

梦子：

^_^其实Cantonese也包括潮汕人的。广东人是三大族群组成的，广府人分布在珠三角，潮汕人分布在潮汕平原东南沿海，客家人在梅州一带，这三种人语言、习俗都有差别，不过都算是广东人。

宜文：

不过我感觉一说起Cantonese，首先我想到的是操粤语的，就是你说的广府人，最主要的是包括香港那边的人。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语义的定义上来讲，Cantonese的意思是“广东人”，也就是包括你说的这三种人。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来讲，Cantonese被更多地限制在操粤语的族群中，导致另两种人的历史文化被忽略，造成了大量像我这样的人的误解，是不是这样？

梦子：

       这个还有另外一种误解的方式：就是以为所有的广东人都说粤语，也就是都说广东话。但事实上，真正的粤方言区是广府人的地盘。潮汕话是受到闽方言区的影响的（和福建、台湾比较接近）。客家人更有趣，他们是唯一以语言识别，而不具备地域划分识别的人，所谓“客家”，就是外来者。客家人，就是说客家话的人，他们就是这么区分的。至于Cantonese具体的对象，我要去查近代史，不能贸然定论。

宜文：

       我知道，客家在英文中叫做Hakka——中国的客家大概和欧洲的吉卜赛人一样，都有着流浪迁移，四海为家的历史。

梦子：

       是的，他们经常械斗，打赢了就留下，打输了就跑。

宜文：

       嗯，你说关于Cantonese你要去寻找历史。事实上，在历史研究中发现事实的真相是一回事，而收集对真相的误解，探讨这些误解后面隐藏着的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则又是另一回事。我想你的研究属于前者，而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可能更偏向后者。

梦子：

       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基础，因为首先得知道真相和被误解的历史各自是怎样的，然后才能进一步研究。在我们的专业课上，导师曾经讲过这个问题，说现在史学界有两种趋向，一种评论型，就说一个问题背后的起因、影响、意识形态等等；另一种是考据型的，就是把事实的真相弄清楚。但是，考据是评论的基本功，因为评论型的成果易成，也易驳；考据型的成果难成，一旦真的成立，要驳也得费功夫。

宜文：

       这样分类是有道理的。不过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角度来说，即使是最大程度追寻事实的考据研究也难逃“虚妄”的劫数，因为本身对事实的筛选，以及解释语言的运用，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的操控之下进行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认为对历史的全面客观理解是不可能的……

梦子：

       比如刚才说Cantonese，我首先的反应就是要查清：英语语境里的Cantonese和中文语境里的广东人是否同个涵义，如果不同，造成的误解到底有多大，是个别的误解还是普遍的误解，然后再讨论个体教育背景的影响和语意本身的涵义到底哪个导致误解的产生。

宜文：

       是啊！当然不同，这也是我一开始要说的，并且是重大的差异和普遍的误解。

梦子：

       是的，虽然有些人对后现代主义持反对态度，但是不可能重现和全面客观阐述历史已经是历史学界的共识，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喜欢说：我们只是让历史无限度地接近真实……

宜文：

       我觉得这一点，怎么说呢，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我倾向于对所有事物持解构和批判的态度。换句话说，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中，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信仰实际上都是无望的虚掷。然而，正是在认清了这种无望的情况下，当你看到某些信仰仍然在被追寻，某些信条仍然在被遵守，这就显现出特别的美丽，而且是悲剧的美丽，因为这是人在抗争命运。

（这是受《英语沙龙》之托，从我自己的一篇英文文章翻译过来的。曾经有人说我写的中文像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语气和局势，弄得我很汗。现在自己看了这篇，愈汗不止）

英国人对旧有知识的保存和延续是令人叹服的，从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展览等等的兴旺繁荣就可以特别看出来。这些东西是那么诱人眼球，令人舒服，以至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根本离不开它们。有关这些地方的彩印精致小册子和宣传单随处可见，当下和未来的活动信息一览无余。你不花一文就可以将它们拿去，看看你喜欢哪项，时间是否适合。

在每座主要城市里，主题丰富多彩的博物馆和建筑年月悠久的公共图书馆随处可见。任何历史留下的碎片和遗迹都被精心地保护起来，并予以标示。沿着中世纪的城墙漫步一段也好，对着当地画廊里的一幅十八世纪肖像凝视一番也罢，或者在图书馆的咖啡屋里随便翻翻书，这些都是很适合于沉思冥想的，会令你焕发思古之幽情，使你挖掘出你内心中和这些文化历史的潜在联系，也使你对逝去的伟大顿生敬意。

当我第一次站在大英博物馆前时，忍不住有想哭的冲动，因为它对世界各地的游客竟然都是免费开放的。从这里我窥见了一种伟大的勇气，一种对待美和真理的刚毅决心和成熟态度，以及一种作为一个领导世界的国家，将人类精神遗产的火炬传递下去的责任感。

和这些相伴随的，是一系列牢固建立起来的对待旧有知识的传统，以及先进的知识导航设施。这些设施有实态的，也有虚拟的，无论是专家还是非专家，都能从中受益。你可以在许多网站上浏览书籍、文章、杂志、论文、历史资料和视听资料，也可以下载，并由主要的研究机构定期举行研讨会和培训班，免费教授利用这些资源的方法。

历史名人留下的一切也得到高度关注。在大英图书馆里的音乐资源库里，像亨德尔、贝多芬和莫扎特这样的著名作曲家的信件、日记、零散笔记、排练日程、理财记录，以及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涂鸦文章，都被精心地和他们的手稿保存在一起。我生活的城市南安普顿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汀曾经居住过几年的地方，许多建筑物和房屋上都挂有标牌，提醒人们她当年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散步，在哪里祈祷，在哪里参加社交活动（比如上剧院，庆祝生日，探亲访友，等等）。

在南安普顿，以及在英国的许多其他地方，人们假日一般是不工作的，商店晚间也都早早地关门。然而，大学的图书馆却是完全开到午夜。构成这种对旧有知识的投入精神的基础，其实是辉煌的文化历史与传统。这个国家将它们引为骄傲，也将其视为通向未来的门户。在提到旧有的，古典的西方文化时，我们用“Anglo-European”这个词，而对于那些现当代的部分，我们又通常形容其为“Anglo-American”。

英国文化就是这样将旧的和新的，将一千年的西方文化和近三百年的西方文化融汇在一起。当人们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发生在一个只有24.5万平方公里和六千万人口的岛国——即中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和美国面积的四十分之一的时候，真会感到有些惊奇。

然而，从这些投入到逝去的伟大历史中的激情和社会体制之中，我读出了一种隐藏得很深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一种近乎疯狂的对知识的分类和解剖的爱好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孩子沉醉于他唯一的心爱玩具，把它拆了装，装了拆，拆了再装……这个过程重复得越多，他的眼光就越来越集中在各部分零散的配件上，而不是整体。他把太多的时间耗费在零件上，把制造这些零件的人说出来的话奉若神明。但他好象遗忘了那个生动的“整体”，更不要说把伟大的“宗谱”延续下去，为他的同伴创造一些新鲜的伟大事物出来了。

（见2007年6月3日上篇及6月18日中篇）

       这篇儿零零碎碎写了两回了，今天给它来个“结案”吧。

       第四，关于在恋爱或婚姻中男女是否应该平等，应该达到多大程度的平等。

       这个问题原本我不想讨论的，因为“Feminism”是我最不待见的西方现代思想流派之一。这面宣扬男女平等的旗帜，本来飘得灿然，因为女性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压抑，被束缚的状态，如今被提升为与男性平等，是件大好事，而Feminism由宣扬男女不管在什么方面绝对平等的“女权主义”发展到关注两性差异，尊重女性特点的“女性主义”，更是一大进步。然而女权/性主义者们在思想界却越来越成了怨妇，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了即便别人对她们说“我们尊重女性”她们也会发一顿飚的地步，罪名是只要你提了“尊重女性”这个话，你脑子里的前提就等于认为男女不平等！每每看得我烦不胜烦，想借用鲁迅的口气喝问一句——“伊究竟想要什么？”

      所以我觉得还是我们道家的思想比较好，所谓“道法自然”，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依照自然的特质和规律安排人事。女人在生理上，力量上和开拓性上都比较弱些，那就让她在这方面少承担些。相反，她们天生擅长操持家务，抚育儿女，在这方面多发挥些特长又有什么不好？在这方面，两方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对另外一方的牺牲可言。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太极端的例子：有女孩逛街买一个杯子，都想要男友为她付钱，男友不解其意就生闷气的；有男孩买了房子，非要女友攒够一半的购房款后才和她结婚的。这都属于太极端，没必要。

第五，关于多大年龄的人应该找多大年龄的人。这个问题，恕我直言，更为愚蠢。曾有一“80后”于网上发表言论，呼吁在80后的男生女生中应发起一场“自产自销运动”，以阻止那些投入生于70年代甚至60年代男人怀抱的女生。此80后君的理由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男人凭着年龄优势，比80后先行一步取得了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于是他们便凭借着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向“纯洁”的80后女生伸出“魔爪”，而80后女生投向这些男性的，则“分明”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物质而去。看完这篇言论，我真怀疑此君有没有脑子进水。世人皆知正值青春，同等年龄的男女，总是男性成熟得晚些。20多岁是一个女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配上不成熟，手里个子儿没有的愣头青毛头小子，难道就叫均衡？而一二十年之后，男人正当壮年，韵味随着事业发展而逐渐熔炼而成，而女人青春则渐渐老去，这其间又有多少乏味、冷落、背叛的悲剧发生。当然我不否认，一般女孩的青涩初恋，还是给予了她们的同龄人的，与同龄人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也不在少数。但我坚持认为，老夫少妻模式有助于社会稳定。

      不管怎么说，顺其自然吧。

搬家。离开旧屋的最后一刻，从墙上揭下用作装饰的卡片几张。近在枕畔的是某夜失眠时，手抄的郭沫若诗《峨嵋山上的白雪》。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过去数年之内，不记得曾多少次抄写或吟诵之。诗中对家园的思恋（地理家园和精神家园）以浪漫神秘的风格呈现，一方面承继了在西方纵贯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郭在日本留学时）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方面涌动着来自苍苍莽莽的荆楚川蜀大地江河的血液。少年时读郭的《屈原》，感觉如出一辙。同时令人销魂的还有整篇诗歌的韵律、节奏和音乐感。

    峨嵋山上的白雪

    郭沫若 1928、1、8

    峨嵋山上的白雪

    怕已蒙上了那最高的山巅？

    那横在山腰的宿雾

    怕还是和从前一样的蜿蜒？

    我最爱的是在月光之下

    那巍峨的山岳好像要化成紫烟；

    还有那一望的迷离的银霭

    笼罩着我那寂静的家园。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那山下的大渡河的流水

    是滔滔不尽的诗篇。

    大渡河的流水浩浩荡荡，

    皓皓的月轮从那东岸升上。

    东岸是一带常绿的浅山，

    没有西岸的峨嵋那样雄壮。

    那渺茫的大渡河的河岸

    也是我少年时爱游的地方；

    我站在月光下的乱石之中，

    要感受着一片伟大的苍凉。

    啊，那便是我的故乡，

    我别后已经十有五年。

    在今晚的月光之下，

    峨嵋想已化成紫烟。